什麼是對於貧窮的控訴呀？在《安娜‧卡列妮娜》的開頭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」已蔚為名言時，我們對於貧窮的瞭解還是相當表面且妖魔化，一切都被面具掩蓋著。而在相對富裕的階級擁有的「閒置物」或「垃圾」對於貧窮家庭卻很「重要」時，所產生的荒謬與落差清晰可見。
而背後結構性的要素隱而不顯。我們要求平等。表面上的平等。
我非常喜歡片中兩位孩子比貧窮的片段：「我比較窮，是我的了吧！」他們在搶奪校內孫中山銅像的「偷竊權」，並以家中的貧窮度作為標準，充滿缺漏的比較彼此的處境（怎麼會有人看著家中沒人而電視打開時，不會判斷自己的家人就在附近）。一切的判斷相當意氣，相當直率，當他們沒有什麼可驕傲的，唯一讓自己與眾不同的，只有自身的貧窮。那也能轉換成價值。
還有什麼呢？當苦痛變成價值時，追求的又是什麼？
我們無法將之視為以之據為正當的貪婪，或滿足自我需求的氣燄。在觀賞電影時，我心中縈迴的想法是：「這尊銅像，如果真的被拿去廢鐵場販賣，到底值多少錢呢？」值多少錢呢？在小左的想法中，它有兩萬，看似驚人卻又不切實際的數字。但人對於身邊的世界本來就是種想像，包括貧窮，與他人看待自己的態度。貧窮無法正當化什麼，但一樣的，不能因為「比較」富裕，而逕將貧窮或追取生存的手段視為犯罪。
應得的，不應得的，世界的想像，本就沒有那麼簡單。
更何況，常常，選擇其實並不是選擇。我試算了我的薪資，兩千元的班費我要花多少時間才能賺到？而片中的阿嬤，卻又是花多少時間能夠賺到？
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。」迄今革命成功了嗎？孫中山的象徵又是個有趣的對比。參看魯迅對社會的諷刺，在社會底層被壓的翻不了身的一群人，當貧窮成為遺傳，或世代脫離不了的負累時，革命怎麼成功？
但擺脫威權，擺脫意識，在我們心中的孫文，又代表了什麼？當它被擺進儲藏室時，它是否仍存在著繼有的象徵意涵？而偷竊，或許代表著，我們追求的只是社會小小的正義，小小的平等，小小的，生存尊嚴。孩子們帶著正義般的面具，悄悄的實行著一切。但這些，要偷偷來，即使，它曾經是我們「被塑造」的精神象徵，即使，它束之高閣被我們拋之腦後。即使，有太多的即使，但它的重量，卻是孩子們無可承擔的現狀。
這部片戲謔的表現一切，我也很喜歡片尾帶銅像遊街的片段，何以對正義的訴求本身就像犯罪一樣，還需要被大辣辣的遊街示眾。「我想他們知道了。」他們知道了，這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平與無法輪轉。「我們要作大事。」小天說，不過，不要作大官吧？
但，最根本的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。
「同學，我叫阿左，左邊的左。」一朵盛開的花，如詩如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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